終于，沈墨深深地、艱難地吸了一口氣，仿佛要將滿室的壓力與胸腔的滯澀一同吸入，再緩緩吐出。

他抬起頭，臉色依舊蒼白，但眼神中卻強行凝聚起一絲屬于讀書人的、近乎執拗的認真。

他先是對御座方向，也是對吳承安，微微躬身。

“鎮北侯此問，確實觸及禮學精微之處，亦關涉邦交實務，發人深省。”

他的聲音有些干澀，卻努力維持著平穩：“《禮記》時為大之論，乃圣賢垂訓，千古不移。”

“然，時之一字，包羅萬象，確如侯爺所，可有不同層面的解讀。”

他開始了自己的論述，語速緩慢，字斟句酌：“所謂天時，乃天地運行之常道，四時節序之規律。”

“古禮定朝聘會同之時，多依天時，以示順應天地，莊重有序，此乃禮之常經，不可輕廢。”

他先肯定了天時的基礎地位，這是立足經學的根本，不能動搖。

“然，”

他話鋒一轉，語氣變得沉重：“圣人制禮，亦重變通。”

“《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禮之‘時為大’，其深意恐怕不止于狹義之‘天時’，更應包含‘時勢’——即天下大勢、國家運勢、周邊情勢之變遷。”

“若固守某時某節之天時古制，而全然無視滄海桑田、國力消長、安危易位之時勢。”

“致使邦交失宜，乃至兵連禍結，則恐非制禮之本意，反是拘泥害義了。”

他小心翼翼地嘗試將“時勢”納入“時”的范疇，并賦予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