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暗示在特定情況下，“時勢”可能比具體的“天時”古制更值得優先考慮。

這是他為解釋現實行為尋找的理論出口。

接著，便是最危險、也最無法回避的部分——“以貴國為例”。

沈墨的喉結滾動了一下，聲音變得更低，但更加清晰：

“至于我大坤此番遣使，其禮儀規程，自是遵循兩國交往之成例古制，以示對貴國及此番和議之鄭重。”

他先套上一個安全但空洞的帽子：“然，”

他艱難地補充，每一個字都仿佛重若千鈞：“使團之行止，具體交涉之進退。”

“亦必充分考慮當前兩國之實際情勢，北疆之現狀，以及。。。。。。以及共謀邊境長久安寧之共同愿景。”

“此中分寸拿捏，便是試圖在遵行‘禮’之常經與順應‘時’之變通之間，尋一平衡之道，若強要區分孰先孰后。。。。。。”

他停頓了足足三息，仿佛耗盡了全身力氣，才緩緩吐出一句看似圓滑、實則透露出深深無奈與窘迫的結論：

“竊以為，當以‘不失禮之大體’為根基，在此根基之上，審時度勢，務求‘禮’之行也，能達‘和寧’之實效。”

“若‘天時’之細節與‘時勢’之要求略有捍格，則或可于細節權宜變通。”

“而不可動搖‘敬慎’、‘重正’、‘求和安’之禮之本義。”

這個回答，充滿了儒家官員典型的“中庸”與“調和”色彩。

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