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那棟象征著權力與地位，此刻卻更像精致牢籠的省委家屬院小樓的。

他拒絕了吳慧芬擔憂的詢問，將自己反鎖在書房里。

暮色透過厚重的窗簾縫隙，在紅木地板上投下一道狹長而昏黃的光帶，如同他此刻的人生，已近黃昏，光亮熹微。

乾哲霄那句“放下，即是解脫。自救，方是唯一途徑。”如同洪鐘大呂，在他空寂的心海中反復震蕩，余音不絕。

他坐在那張陪伴他度過無數個運籌帷幄之夜的真皮座椅上，目光空洞地望著對面書架上那些裝幀精美的、代表著他學識與地位的書籍。

《資治通鑒》、《二十四史》、《曾文正公全集》……他曾以為熟讀這些，便能通曉古今之變，領悟治國安邦之道。

可如今看來，他讀懂了權謀，讀懂了平衡，讀懂了為官之術，卻唯獨沒能讀懂自己，沒能讀懂那最簡單也最艱難的“道”——做人的根本，為官的正道。

他想起自己初入仕途時的意氣風發，懷揣著為民請命、造福一方的理想。

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變質的？是第一次面對誘惑時的動搖？是第一次為了“大局”而做出的妥協？還是在那盤根錯節的關系網絡中，逐漸迷失，將維護這個網絡的穩定，視為了高于一切的責任？

乾哲霄說得對，他太愛惜自己的羽毛，太看重那點文人式的“風骨”和“體面”。他以為包庇、妥協、維持平衡，是一種智慧，一種擔當。殊不知，這恰恰是最大的懦弱和自私。他用“人情”、“大局”作為遮羞布，掩蓋了自己不敢直面問題、不敢承擔后果的怯懦本質。

他庇護妻弟，真的是因為親情？還是怕拔出蘿卜帶出泥，牽連出自己更深的問題？他默許甚至間接參與那些利益輸送，真的是為了推動地方發展？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勢力，維系那虛假的繁榮與體面？

“放下……”他喃喃自語，聲音沙啞干澀。

放下什么？放下這經營了幾十年的權力？放下這眾人仰望的地位？放下那點可憐的自尊和文人傲骨？還是……放下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僥幸？

這太難了。這等于否定了他的大半生，等于將他幾十年構筑起來的世界親手摧毀。他仿佛已經看到了自己身敗名裂、鋃鐺入獄，成為眾人唾棄對象的凄慘下場。

那種恐懼，深入骨髓。

可是，不放下呢？繼續在這條看不到希望的不歸路上走下去，像一頭被無形繩索牽引著走向屠宰場的困獸，等待著最后那致命一擊？然后牽連更多的人，包括他那已經惶惶不可終日的女兒？

高芳芳那張強裝鎮定卻難掩恐慌的臉浮現在他眼前。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這個父親，或許從未真正給過女兒純粹的愛與保護，反而一直將她視為維系權力、鞏固聯盟的籌碼，甚至在自己即將傾覆時，還指望她能成為維系與陸家關系的最后紐帶。

一種前所未有的羞愧和心痛攫住了他。

乾哲霄說“自救，方是唯一途徑”。如何自救？去向該去的地方，說該說的話。這意味著……主動向組織交代一切，坦白所有的問題，承擔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