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臣白了龐雨一眼，“龐班頭可是搶黃文鼎的銀子搶多了，看誰都是要搶百姓銀子的模樣。”

轉向其他幾人道，“所謂鈔法，絕非悶頭印出一堆楮炒，如何定額，如何制鈔，如何發售，如何回收，如何錢鈔并用，在在都是道理。

方才龐班頭既問到如何令百姓換鈔，納銀錢買鈔者，可以九錢七分為一兩，凡繳納賦稅罰臟，必須用鈔，百姓自然踴躍而來。”

他說九錢七分為一兩，就是讓利三分，以這個差價吸引百姓兌換。

錢秉鐙贊許的插話道，“三分蠲銀確能引不少人前來，但要所有百姓自愿更換，首要還是楮幣有可用之處。

鈔止方寸之楮，加以工墨，命百則百，而愚民以之為寶，衣食皆取資焉。

何也，惟其能上行。

蓋必官司喜于收受，民心不疑，自可轉易流通。”

（注1：錢秉鐙所著《錢鈔議》）龐雨轉頭看向錢秉鐙，看不出此人對錢鈔還有這種見識，雖然只是一個方面，但確實說到了紙幣的要點，就是要以朝廷信用為擔保。

孫臨則有些懷疑的道，“楮鈔乃是軟然易敗之物，不過是些木漿寫上文符，原本全無一用，何人肯用真金白銀換一紙。

即便是九錢七分，其價也遠超楮幣。”

蔣臣毫不猶豫反駁道，“單論楮鈔，確實全無一用，要使之流行者，不外乎嚴刑峻法，民間交易不用，以違法論處，自然令天下敬畏，則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

龐雨想想后小心的對蔣臣問道，“那這與太祖時寶鈔有何分別，要說嚴刑峻法，恐怕太祖時候要嚴峻得多，為何寶鈔最后廢止？”

“寶鈔廢止，乃因發行過濫。

所以在下說，一界之后民間白銀已盡，便不可超發濫發，只可以舊換新，發鈔之總數必與白銀之數稍稍相準，不可偏移太過，此乃參照宋代稱提法。”

“那蔣兄如何保證朝廷不會濫發呢？”

蔣臣看看龐雨，停頓一下之后道，“在發鈔之時可將總額公告天下。”

“超發不在公告與否，而在于財政是否平衡，歲入歲出是否大致相當。

朝廷外有建奴，內有流寇，都是耽擱不得的剛性支出。

一旦遇到入不敷出之際，超發楮幣不過是多印一些紙，比我等衙門自下而上征收賦稅方便百倍，朝堂諸公為何還要舍易就難？”

蔣臣有些惱怒的道，“朝堂諸公謙謙君子，豈會失信于天下之人？”

龐雨并不窮追猛打，對蔣臣笑笑道，“我自然相信朝堂上各位大人，但民間百姓少了教化，哪里能理解大人們的操守。

只是楮幣更便于濫發，萬一成寶鈔一般，一石米值鈔數十貫，百姓手中楮幣便持續貶值。

無論大人們是否超發，百姓有這樣的擔憂，便無人愿意保留楮幣，自然難以再流通于市。”

方以智見蔣臣臉色不好看，便進來岔開話題道，“我游學江南時，曾聽陳子龍兄說及錢鈔，他說錢文不一，最是弊事。

欲錢鈔流通，皆須官給官斂，便如澄之方才所，賦稅罰臟皆需納鈔。

錢幣壅即藏粟居貨，無以平其重輕。

楮非錢也，而可執券以取錢，無遠致之勞，有厚責之用，蔣兄的鈔法之中，如何考慮的錢鈔同用？”

蔣臣對這個問題有些準備，他平靜的道，“陳子龍兄所，正是紙鈔便利之處，在下的鈔法之中，錢鈔可并用，只需另行錢法，各布政司開鑄局鑄新銅錢，民間小額交易，以銅錢即可。”

方以智對貨幣并不太熟悉，聽了蔣臣的說法，也提不出什么意見。

龐雨摸摸鼻子，這幾人說的都有道理，就是用政府信用為擔保，又以政府權威擴大應用范圍，保證紙鈔的用途，限制金屬貨幣的流通，增加紙鈔在民間的保有量。

那個陳子龍的說法里，還強調了紙幣對商品流通的促進作用，沒想到在這樣的時代，桐城一個小小澤社之中，幾個年輕人能對貨幣有了這么多認識，確實讓龐雨刮目相看。

蔣臣喝了一口酒，卻聽龐雨又開口道，“那位陳子龍所說的，重點非是錢鈔并用，而是以銀錢為基本，鈔是可兌換的紙幣，百姓若是愿意，可將鈔換為銀錢，若是遠出之時要方便攜帶，又可換為鈔。

但蔣兄的鈔法中，未涉及銀鈔兌換，如此便與寶鈔有一相同的地方，便是未有發行的準備金。

朝廷兩手空空，要收盡民間之存銀，如同孫兄所說，是有用之物換無用之物。

若是朝廷有準備金而發鈔，百姓自然愿意用，因其便捷而信用又有保證。

蔣兄現在是要反過來換，百姓就未必愿意了。”

蔣臣辯解道，“換了存銀在朝廷手中，也非是不可再兌換，于百姓無甚差別。”

“若是無甚區別，那為何朝廷要拿出楮鈔而收走白銀，對百姓而又能得到什么好處，能驅使他拿出家庭的所有財富，換取幾張寫了字的楮紙？”

蔣臣有些難以招架，他盯著龐雨道，“百姓怎地沒有好處，行此鈔法，除去成本，內府每年可得四千三百萬，每年可免五百萬稅賦，四年后可免除遼餉，五年后可免除夏秋兩稅，天下百姓都會得益，最后會欣感而泣下。”

龐雨搖頭道，“蔣兄說內府得益，可見蔣兄心中依然是把白銀視為財富，而非是楮幣。

有人得益便一定有人損失，朝廷既然得益，連夏秋兩稅都可免除，這天大的好處來自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