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說總結大會的第二天上午，機關后勤保障中心也召開了中心內部年度總結會。在會議結束時，董昕主任說道：“同志們，你們知道我們中心為什么沒有被評上先進單位嗎？”

對于這個問題，中心在座的干部職工當然不可能知道。董昕主任望了大家一眼，直接解釋道：“我告訴你們，在江南局八個直屬事業單位中，局黨組給我們中心的打分排在第二名，但處級領導干部給我們中心的打分卻排在倒數第二名。”

說到這里，董昕主任表情嚴肅地看了大家一眼，有些遺憾地說道：“同志們，如果局領導那里的工作沒有做好，得不到他們的肯定與認可，這是我這個主任的工作沒有做好，是我這個主任的責任，與在座的各位沒有關系。

“但處級領導干部那里的工作沒有做好，沒有得到他們的肯定與認可，這就是大家的責任了。我這里就不多說什么了，希望大家在來年，一定要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爭取得到江南局干部職工的認可。”

董昕主任目光威嚴地看著在座的中心全體干部職工說道。

最后在散會時，董昕主任說道：“會議就開到這里為止，請各科長留下來。”

待職工群眾離開后，董昕主任對留下來的各科科長說道：“同志們，只有幾天就是春節了。一年來，我們的工作得到了地方上很多部門的支持，我們不能忘記別人的好，要知道感恩。大家回去考慮一下，看哪些部門哪些人需要去感激的，下午把具體方案給我。”

對于過年過節送紅包，龔仲多少還是理解的，畢竟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只是平時出去辦事，就要送這送那的，龔仲卻不敢茍同。他認為，感情是在平時交往中建立起來的，不是用錢用物打發出來的。因此他平時出去辦事，從來沒有申請經費。

但馬志兵、諸葛偉、李樹民他們卻與龔仲的思路截然不同，他們只要是外出辦事，多少就要報煙報禮品報餐費什么。多時三五百，少時一二百元，這已經成為機關后勤保障中心的一種習慣性做法。

龔仲曾為此抵制過，但因為董昕主任的不支持而失敗。而馬志兵等人，也曾因此對龔仲有些看法。

董昕主任的這種管理思路，不但使機關后勤保障中心很多干部職工，養成了“熱衷于去外面辦事，而不安心在辦公室處理內部行政事務”的不好風氣，而且更讓部分人員把這作為撈取一些“辛苦費”、“小煙錢”的一種手段。

對于這種典型的以權謀私行為，龔仲非常反感，曾為此找到董昕主任理論。董昕主任苦口婆心說：“龔主任，你的這種想法，站在單位利益上來說，還是可以理解的。但站在個人利益上來考慮，卻并不一定有道理。”

說到這里，董昕主任有些生氣的說道：“龔主任啊，你叫我怎么說你好？如果都象你這種思路，我們的工作怎么正常開展？如果這也制度那也規定，我們又怎么提高大家的積極性？再說，你又有什么證據證明他們沒有開支這些小錢？”

盡管董昕主任這樣解釋，但龔仲并沒有心服。他為此找到財務處馬建設處長理論。馬建設處長聽后，微笑著說道：“龔主任，你的想法是對的。但水清則無魚嘛，如果都卡得死死的，又怎么提高大家的積極性？再說，你也僅僅只是懷疑，就如董主任所說的，你根本沒有明確的證據。”

最后，馬建設處長看著龔仲，語重心長地說道：“龔主任啊，你的能力與人品是沒說的。但你現在處于非常時期，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趙一局長曾多次與我說過，待黑山事件了結后，再想辦法使用你。”

龔仲知道，這是馬建設處長在側面提醒自己，不要因為這些“小錢”而得罪人。畢竟如董昕主任、張晗瑛等人，都是趙一局長的心腹，在江南正氣管理局還是很有能耐的。如果因為這些“小錢”把他們都得罪了，到時處理黑山事件時，他們說幾句壞話與自己過不去就沒有必要了。

話說到這個地步，龔仲雖說心里還是不認同，但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對于一個單位來說，三五百元費用，說大也大得，說小也小得，完全只是一句話的事情。現在自己的直屬領導董昕主任不支持，上級業務主管部門財務處馬建設處長則善意提醒，再說這也只是一種懷疑，如果真的搞到局領導那里，最后可能還是自己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