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起來后，劉興便接到李容通過牛得草轉來的消息，德國方面在今天上午將不安排談判，中午將在賓館的餐廳舉行歡迎酒會，談判將在下午進行。聽到這里，劉興點了點頭表示知道了，然后便又繼續開始看起昨天晚上沒有看完的文章來。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作戰指揮理論建設成績斐然。
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們對指揮理論的研究多分散于對戰略、戰役、戰術、軍制、軍事辯證法等問題的研究之中。隨著指揮學作為軍事科學中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相對獨立出來，指揮理論研究逐步走向系統化、規范化的軌道，并成為一個令人矚目的學術領域。經過專業研究隊伍和眾多業余研究力量的共同努力，指揮理論建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
指揮理論研究隊伍已經建立起來，作戰指揮理論方面的專著、辭書完成了從無到有的飛躍。一是指揮理論研究隊伍已經建立起來，它以專業研究人員和指揮理論教學人員為骨干，以全軍從事指揮、參謀工作的人員等業余力量為基礎，并在實踐中產生了一批各個方向或者各個系統的學科帶頭人。二是理論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相當數量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的論著相繼面世，如《軍隊指揮學》、《軍隊指揮學基礎》、《合成軍隊指揮學》、《作戰指揮學》、《合同作戰指揮概論》、《我軍若干著名戰役指揮實踐與經驗》、《軍隊指揮系統概論》、《作戰指揮概論》、《高技術條件下合同作戰指揮》、《后勤指揮學》、《海軍指揮學》、《第二炮兵指揮學》等：編篡出版了一批權威性的辭書，初步統一了指揮理論范疇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中**事百科全書；軍隊指揮分冊》等；編撰出版了一批司令部方面的專著，為新時期軍隊司令部建設和工作提供了理論依據，如《司令部工作概論》、《軍事參謀學》、《參謀訓練指南》、《軍用文書新編》、《作戰指揮與外軍司令部建設》等；出版了一批指揮自動化系統建設方面的專著，有力地促進了我軍指揮手段的建設，如《軍隊指揮自動化》、《防空指揮自動化系統》、《指揮所自動化建設》、《合成軍隊指揮自動化》等；編譯出版了一批外軍指揮理論專著、條令條例，為學習和研究外軍指揮理論，借鑒外軍有益經驗提供了良好條件，如《軍隊指揮理論基礎》、《美軍高層領導與指揮》、《外軍司令部資料匯編》等。另外，規范新時期司令部建設和工作的新一代司令部法規，也以嶄新的形式和內容面世；回答和解決當前我軍指揮建設和未來作戰指揮具體問題的大量成果，還以論文、研究報告等形式出臺。對作戰指揮領域里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初步形成共識，并進行了科學合理的闡釋。
十多年來，指揮理論研究的各條戰線均圍繞著我軍指揮建設和未來作戰中的難點和重點問題展開，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認識。如，對于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作戰指揮面臨的新情況、新特點和新要求，認為高技術武器裝備特別是指揮自動化系統的廣泛使用，雖然深刻地影響了作戰指揮，但戰爭仍然是人與人之間的武裝沖突，是以人為主體并由人指揮的戰爭，因此，戰爭和作戰指揮的基本規律沒有改變。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指揮速率成為決定作戰成敗的關鍵，信息領域成為敵對雙方進行較量的焦點，對作戰決心正確性和計劃、指令準確性的要求更高，計劃組織工作量增大，指揮控制任務更加艱巨，指揮系統的穩定面臨著十分嚴重的威脅。要求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必須具有高速率、高質量和穩定、不間斷的情報資料獲取與處理能力、運籌謀劃與決斷能力、計劃與組織能力、控制與協調能力。對于作戰指揮原則，認為它與作戰原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后者是所有參戰人員共有的行為準則，前者是指揮人員所特有的行為準則。作戰的成敗，除了武器裝備、官兵軍政素質和戰爭的性質等因素外，關鍵取決于指揮人員的指揮。因此，總結概括作戰指揮原則是十分必要的，它應當是“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組織指揮活動的準則”；其規范的主體，是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的思維活動和組織指揮行為，同時，對作戰指揮原則的具體內容也基本形成共識。對于作戰指揮的基本程序，認為現代化技術手段的運用雖然提高了指揮與控制的速率，部分地替代或提高了人的功能，但它并沒有也不可能取代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的指揮功能。就作戰指揮總體而，圍繞著定下決心和實現決心這一核心問題，仍然需要從獲取與處理情報資料開始，進行運籌謀劃和決斷，計劃組織部隊進行交戰。因此，作戰指揮的基本程序應當也必須是“掌握情況——定下決心——計劃組織部隊作出反應”（亦稱“情況——決心——處置”）。對于指揮方式的運用，認為其根本目的在于統一意志，以統一協調、迅速有效的行動達成預定作戰目的。片面地強調集中統一易于統得過死，影響部隊的反應速度；片面地強調分散勢必影響作戰行動的整體性、統一性和協調性。未來作戰指揮，應當堅持高度集中統一指揮與適當分散指揮相結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集”而不死，“分”而不散，充分發揮上下兩級的積極性。對于指揮機構編組，認為盡管世界各國都在力爭建立平戰合一的指揮機構，但“兩全”很難。指揮自動化系統在戰場上的廣泛使用，幾乎強制性地要求指揮機構必須與技術手段相適應；指揮機構既要精干、合成，又不是越小越好、人越少越好，必須以滿足作戰指揮需求為標準來確定指揮機構的編成和編組。對于指揮系統的穩定性，認為抓住影響指揮系統穩定的關鍵問題，是確保穩定指揮的前提和基礎。在影響指揮系統穩定的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一是電磁輻射，二是指揮系統本身功能的強弱，因為，現代作戰指揮離不開以電磁設備為主的信息傳輸；在現代戰場上指揮系統不暴露任何征候是不可能的，暴露就意味著遭受攻擊，系統功能強遭受攻擊時的受損程度就低、恢復就快、指揮就有保障。對于指揮自動化系統建設，認為應當走“漸進獲取”的道路，因為它不同于一般的武器裝備，是一個龐大的系統，系統要素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不能因為一兩個要素更新換代而導致系統整體的更新換代，從上述主要觀點看，我們的指揮理論研究已經進入了一個較高的層次，所研究的問題既有理論深度又有現實指導意義。
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作戰指揮的歷史經驗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總結，并對毛**作戰指揮思想進行了初步的梳理。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經歷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全國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和多次邊境反擊作戰，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總結作戰指揮的經驗，是指揮理論研究的重要任務，也是發展軍隊指揮理論的基礎性工作。經過多年的艱辛努力，目前已經對戰役指揮的基本經驗形成了共識，即：胸懷戰略全局，深刻領會上級意圖；全面分析判斷敵我情況，科學預見戰局發展趨勢；從不同戰略階段的大局和戰場實際出發，明確戰役任務，確定作戰方針；審慎選擇作戰地區、作戰時機和作戰目標；多案權衡、多手準備，適時定下戰役決心；堅定地實現既定決心，實施及時、不間斷的指揮；全力抓住重心，牢牢把握關節；堅持高度集中統一指揮，提倡積極靈活機斷行事；審時度勢，靈活地使用兵力和運用戰法；周密組織戰役協同，確保戰役的統一行動；對敵實施軍事打擊的同時，積極進行政治瓦解；抓住作戰間隙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組織部隊休整等。毛**不僅是人民軍隊的締造者，也是人民軍隊的指揮者。毛**作戰指揮思想，是人民軍隊指揮理論的核心，也是指導我軍指揮實踐的理論基礎。
對毛**作戰指揮思想進行研究和梳理，是軍隊指揮理論研究的重要任務。目前，對毛**作戰指揮思想的基本內容已經進行了初步梳理，將其概括為：努力提高主觀指導能力，能動地指揮作戰；全面掌握敵我雙方及各方面情況，努力做到知彼知己；每戰力求有較充分的準備，從最困難最復雜的情況著眼，周密計劃，精心組織，正確確立作戰方針；慎重選擇作戰目標、作戰地區（方向）和作戰時機，揀弱的打，力爭地點、時機都有利于我不利于敵；以集中兵力為主，集中使用、分散使用和轉移兵力靈活運用；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為基本戰法，依據戰場情況靈活運用各種有效的殲敵手段；抓住作戰的中心問題，統籌全局，把握關節；集中統一指揮，靈活機斷行事；適時組織休整，把握作戰節奏，保持作戰銳勢；主動、靈活、堅定、隱蔽地實施指揮，充分發揮司令機關的作用。另外，還系統地梳理了毛**從哲學高度和我軍作戰歷史經驗等不同角度揭示的作戰指揮規律，研究了毛**作戰指揮思想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上述總結概括和研究、梳理，雖然還有欠深入、準確，但畢竟填補了軍隊指揮理論研究的空白，為加強軍隊指揮建設和指導未來作戰指揮實踐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較為系統地研究了世界各主要國家軍隊的作戰指揮思想和理論，有選擇地借鑒了其有益的成份。學習、借鑒外軍優秀的指揮思想和理論，一直是我們的傳統。早在紅軍時期，紅軍第一部司令部法規——《工農紅軍總參謀部軍隊各級司令部野戰勤務暫行教令》，就是在原蘇軍司令部法規的基礎上，結合紅軍實際制定的。改革開放以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軍隊指揮理論研究的一些成果，促進了我軍指揮思想和理論的發展。可以說，軍隊指揮學從其他學科中分離出來，既是軍事科學發展和指揮理論研究深入的需要，也是受外軍指揮理論發展的促進。80年代初，原蘇軍正式將指揮學列為其軍事科學的二十重要組成部分，井大力開展這方面的研究。1984年，原蘇聯國防部出版了由軍事科學博士、教授、上將阿爾圖霍夫主編的《軍隊指揮理論基礎》一書。這部著作的引進，不僅使我們比較系統地了解了原蘇軍指揮理論研究狀況和發展趨勢，而且啟發我們把指揮理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理論體系，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美軍注重指揮法規建設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幾場局部戰爭中的成功嘗試，也后發和促使我們開始更多地考慮如何以法規的形式規范指揮行為。任何優秀的軍事思想和理論，都難免帶有其所從屬的階級、政治集團、國家和軍隊屬性的胎記。我們對外軍優秀指揮思想和理論，基本上做到了結合國情和軍情，批判地學習、有選擇地借鑒，經過“技術改造”后應用于自己的實踐。世界發達國家軍隊指揮自動化系統建設起步較早，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特別是在建設的思路和組織上，由于理論研究不夠、學術準備不足，加之缺乏統一的論證，各軍兵種“各自為戰”，不僅造成了建設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統與系統之間一度相互封閉、難以融合，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我們在指揮自動化系統建設上，認真汲取了這些教訓，基本做到了理論研究先行，從作戰需求、戰術技術功能到系統的戰術、技術結構模式，甚至系統的對抗能力等，都進行了較為充分的理論研究和學術準備，從而使有限的投入發揮了較高的效益，在短時間內取得了較大成效。
總之，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理論建設經過十幾年的艱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為加強指揮建設、提高指揮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論基礎，但是，軍隊指揮理論建設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如，對一些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的研究還欠深入，貼近實際不夠，理論闡釋不透；對長遠建設特別是新軍事革命可能引發的一些根本性變革研究不夠，存在著“近視”的傾向；一些規定性成果還存在定量分析不夠的問題，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揮任務多，研究如何在指揮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還有許多空白有待填補，等等。簡之，指揮理論研究任重道遠。
二、進一步發展作戰指揮理論，已經成為軍事理論戰線上一項十分緊迫的戰略任務戰爭歷史證明，指揮優勢是克敵制勝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以劣勢技術裝備對抗優勢技術裝備之敵的情況下，指揮優勢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戰場上的指揮優勢，來源于和平時期的指揮建設。“科技強軍，理論先行”，掌握指揮優勢離不開先進的指揮理論作指導。縱觀近年來軍隊建設狀況，指揮建設所以成為制約軍隊建設整體水平提高的“瓶頸”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指揮理論滯后。當前的新軍事革命，從某種意義講上就是一場指揮觀念、指揮手段和指揮組織體制的革命，因此，著眼于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需要，跟上世界性新軍事革命發展的步伐，大力發展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特色的指揮理論，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
軍事技術的飛速發展，要求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作戰指揮理論作指導。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軍事工程革命、軍事技術革命，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歷程，使武器裝備的戰術技術性能達到或者接近極限。如在航（射）程方面，一些武
器裝備的作戰范圍實際上已經延伸到“天涯海角”；在破壞力方面，一些武器的毀傷力已經達到可以“毀滅人類”的程度；在速度方面，航空和航天器、導彈、艦船、運輸車輛、裝甲戰車等，雖然沒有超越物理規律的絕對極限，但幾乎達到由成本效益所決定的實際極限。這就把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擺在人們面前：武器裝備的戰術技術性能提高的速度越來越慢，而每提高一步所需投入的成本卻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要進一步提高部隊的戰斗力，就必須把眼光由提高單個武器系統的性能轉向提高作戰力量的整體功能上。指揮手段革命（亦稱“軍事通信革命”），帶來了指揮與控制、通信、情報、決策效率、效益和效果的根本性變革，它像“粘網”一樣把各種各樣的作戰力量（包括人流、物質流、信息流）聯結在一起，使之形成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從而，產生巨大的整體作戰效能。伴隨著指揮手段革命的發生和發展，如何充分利用計算機、監視器、傳感器、現代通信工具等先進技術組成的一個能夠起到戰斗力“倍增器”作用的指揮自動化系統，以及這個系統在戰略、戰役、戰術層次中，在陸軍、海軍、空軍和第二炮兵及各兵種系統中，在后勤、政治工作等領域里如何組織（諸如作戰需求、戰術和技術結構）等，就是人們不能不予以回答和解決的。軍事技術的發展必然帶動軍事理論的發展，但同時也要求軍事理論給予必要的指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幾年來指揮建設的歷史也表明，沒有必要的、先進的指揮理論作指導，指揮建設就很難突破低水平徘徊的樊籬。
作戰指揮建設是新時期軍隊建設的重申之重，作戰指揮理論必須充分發揮全面引導的作用。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確立以來，圍繞著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這個基點，提高戰斗力水平的努力分別在武器裝備研制、戰法研究、指揮建設三條戰線上展開，三者互相促進、互為依托。隨著認識水平的提高，人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對于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來說，少裝備幾十架飛機、十艘八艘艦艇、百八十輛坦克，不會對其戰斗力產生重大影響；再好的戰法也需要通過一定的運籌、組織，才能由“紙上談兵”變為“戰場搏奔”。現代戰爭中，特別是在以劣勢技術裝備對抗優勢技術裝備之敵的情況下，由“主觀指導正確”＋“指揮速率高”＋“指揮系統穩定性強”所構成的指揮優勢，是奪取作戰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先進的指揮手段、順暢的指揮機制、科學的指揮理論、完善的指揮法規、高素質的指揮人才，是產生正確主觀指導（包括發揮武器裝備作用、合理運用戰法）、高效和穩定指揮的基礎。把指揮建設擺在重要的戰略位置進行系統建設，已經成為戰略性問題。要加強指揮建設，首要的是從宏觀上確立正確的思路，使指揮建設成為一個系統工程，統一目標、統一籌劃、統一組織、統一步驟，同步發展。指揮建設的核心，是如何確保產生正確的主觀指導、如何確保指揮高速、穩定和不間斷，以及如何形成真正的指揮優勢。另外，就指揮的組織體制而，已被世人公認為是與“技術發展”、“作戰理論革新”并駕齊驅的新軍事革命的三個基本因素。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軍隊現行的指揮組織體制面臨著哪些新情況和新要求？指揮組織體制的客觀規律和指導規律是什么？聯合戰役中，指揮機構采取什么樣的編組形式才能確保“聯得起來”，如何以結構謀求整體功能？這些，都是需要回答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就指揮手段而，除了前面所述之外，還有一系列建設的重點問題需要回答和解決。
如戰略網和戰役戰術網建設何為重點？諸軍兵種分系統以準為重點？指揮、控制、情報、通信、輔助決策功能以準為重點？等等。這些問題，不僅關系到有限資金的投向，而且關系到指揮自動化系統建設的效益。就指揮法規而，現代化軍隊的重要標志是依法治軍，現代化的指揮也必須有法可循。然而，目前我們還沒有一部系統、全面的指揮法規，就指揮訓練而，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教范，對于指揮領域里的一些基礎性問題，如軍隊作戰指揮的傳統經驗，中華民族優秀的指揮思想和理論，指揮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作戰指揮的基本規律，指揮藝術的內核，指揮系統構成的原理和原則，指揮活動的一般規律，等等，都需要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使全軍盡早達成共識。只有盡快回答和解決諸
如上述問題，才能更好地發揮作戰指揮理論在我軍作戰指揮建設中的引導作用。
軍隊未來可能擔負的作戰任務與以往有很大區別，要求作戰指揮理論必須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不同條件下的作戰，有不同的作戰規律和作戰指揮規律，在指揮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上都有著不同特點。在未來戰爭中，從總體上講軍隊可能遂行的作戰任務，具有攻勢行動為主、海上行動力主、聯合行動為主、自我保障為主的特點。
作戰的基本背景條件，就軍隊數量而我多敵少，就技術裝備而我劣敵優，就地理條件而我好敵差，就民心士氣而我強敵弱。這就決定了未來作戰，既反映作戰和作戰指揮的一般規律，又有其特殊的規律，比如，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人民戰爭與以往的人民戰爭，脫離大陸的機動戰與“依托陣地或不遠離陣地的運動戰”，以海空為主要戰場的作戰與以陸地為主要戰場的作戰，諸軍種的聯合作戰與戰區或者戰役集團之間的聯合作戰，主要依靠戰役軍團自身保障與主要依靠人民群眾保障完成作戰任務，等等，在許多方面都是有區別的。
新的作戰特點，必然引起指揮領域里一系列問題發生重大變化。要適應未來作戰任務的這些新情況、新特點、新要求，指揮理論研究必須有針對性地、具體地回答和解決每一個具體的問題。就總體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從指揮上確保優勢和主動。在以劣勢技術裝備對優勢技術裝備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在指揮上再遜敵一籌，那么，“以劣勝優”就只能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就聯合戰役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從指揮上確保“聯得起來”，它所涉及的問題不僅僅是指揮手段建設和運用等技術性問題，更主要的是指揮系統的編成和組織，指揮機制的建立，特別是聯合戰役軍團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和編成內的軍兵種戰役軍團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的責任、權力，以及軍兵種戰役軍團原隸屬的戰區、軍種部的義務，諸軍種的協同原則和組織協同動作的規程，等等。目前，我們雖然在指揮機構編組的大結構上達成了共識，但是，對于各指揮所中各個要素的編成、編組及其相互關系，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如，統一計劃組織、控制協調對地支援人力和防空人力，是對現代戰役的基本要求。但是，火力協調機構如何組織，它擔負有哪些責任、權力和義務，作業規程是什么，等等，一直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目前，軍委已經在有關法規中明確了指揮機構中專門設立通信中心、情報中心、電子對抗中心，以從指揮的組織體制上確保有限的、低水平的裝備器材形成整體合力，然而，這三個“中心”的具體組織結構及其責任、權力、義務等有關問題也還沒有解決。另外，人民戰爭仍然是我們的優勢，也是擁有高技術優勢之敵所最懼怕的；游擊戰曾經是我們的“拿手戲”。在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中如何編組群眾武裝，如何運用傳統游擊戰、現代特種戰的戰法，也都是作戰指揮理論亟待研究的課題。
以美軍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軍隊將“信息戰”作為未來戰爭中一種重要的作戰樣式，它的核心是“指揮與控制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大力發展自己的“指揮戰”理論。“信息戰”，是目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軍隊大力推崇的一種作戰樣式。所謂“信息戰”，有社會、經濟領域和軍事領域之分。軍事領域里的“信息戰”，是一種以打擊對方指揮系統和保護己方指揮系統為目標，以攻擊對方指揮人員決策過程和保證己方正確決策為重點，集作戰保密、軍事欺騙、心理戰、電子戰和直接摧毀為一體的作戰樣式，其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摧毀對方的指揮系統、摧垮對方的作戰意志特別是指揮人員的作戰意志。指揮領域里的較量古已有之。隨著軍事技術的發展，圍繞著爭奪指揮領域里優勢和主動的科學技術研究、武器裝備發展、作戰理論和組織體制改革愈演愈烈。“信息戰”理論的提出，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一種產物，也是戰爭實踐中的一種“省悟”，戰爭的根本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歷來是軍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在以火器為主的戰場上，戰爭多是面積破壞，戰火所到之處無不生靈涂炭、瓦礫遍地，一切人類文明蕩然無存，民眾的哀怨之聲便通過戰爭手段取得的輝煌勝利黯然失色，有時甚至使戰爭的指導者們不得不放棄以戰爭手段達成政治目的的努力。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人們在戰爭中越來越“計較”生命的代價；隨著戰爭耗費比的不斷增大，大規模的搏殺越來越成為戰爭雙方都難以承受的一種災難，因此，人們不能不在作戰形式上另僻蹊徑。既要實現戰爭的既定目標，又要少付出甚至不付出代價，在這種情況下，“信息戰”就成為一種越來越受青睞的作戰樣式。目前，以美軍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軍隊，不僅大力發展可用于“信息戰”的武器裝備，而且初步形成了”信息戰”的作戰理論，并開始著手實驗適應“信息戰”的指揮系統和作戰力量編成、編組方式。面對外軍的“信息戰”，我們應當盡快建立可以與之相抗衡的“指揮戰”理論。
三、發展作戰指揮理論，必須確立正確的思路發展作戰指揮理論，首要的是根據當今時代的各種客觀情況和未來作戰指揮的實際需要，確立正確的思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中國人民解放軍指揮理論，不僅要考慮近期內軍隊可能擔任的作戰任務的需要，還要考慮新軍事革命可能給下個世紀戰爭帶來的深刻影響；不僅要繼承和學習借鑒先進的指揮思想和理論，還要學習和借鑒產生先進指揮思想和理論的方法；不僅要在指揮的一些基礎性問題上有所發展，在具體的、現實指揮問題上也要有所發展。
1．置身于世界性新軍事革命的大背景，從更高層次上發展作戰指揮理論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戰爭與反戰爭》一書中指出，人類社會正邁入信息時代，跨進第三次浪潮文明。當今世界三種文明并存（第一次浪潮文明、第二次浪潮文明、第三次浪潮文明）。”文明的沖突”是當前和未來戰爭的主要根源。在這一背景下，正發生一場最深刻的“戰爭革命”或者“軍事革命”，它必將帶來新的戰爭樣式，即“第三次浪潮戰爭”。并認為，“海灣戰爭反映了三百年來首次出現的一種新型戰爭”。俄國人將有史以來的戰爭劃分為五代，認為未來戰爭屬于”第六代戰爭”，目前的新型武器研制、作戰理論調整、軍隊組織體制改革都是為“第六代戰爭”奠定基礎。我國一些著名學者指出，當代工程技術的飛速發展，給軍事領域帶來了深刻影響，世界已經進入新軍事革命時期，引起這場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技術發展。總之，以軍事技術革命為龍頭的新一代軍事革命，已經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席卷全世界，涉及軍事和戰爭的各個領域。新軍事革命，以先進的技術及所產生的武器系統、創新的軍事理論、科學的軍事組織體制為基本要素。創新的軍事理論是靈魂，先進的技術及所產生的武器系統是物質基礎，科學的組織體制是上述兩者的具體體現。這場革命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前所未有的精度和實時作戰的管理與控制能力”，解決使軍隊的全部力量“處在一個共同的指揮與控制系統之中”這個長期困擾軍隊的“最大難題”。面對這場新的軍事革命，如果坐在“第二次浪潮”或者“第一次浪潮”的船頭上觀賞“第三次浪潮”大船的飛速前進，只能在未來戰爭中遭到慘敗。軍隊指揮理論要在未來戰爭中發揮其作用，必須適應新軍事革命技術發展和組織體制變革的要求，必須為技術發展和組織體制變革提供理論依據。
基于上述考慮，軍隊指揮理論的發展，首先要敢于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惰性歷次軍事革命實踐證明，軍事革命成敗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創新的思維。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一方面要跳出已有認識的圈子，向新的更高的領域探索；
一方面要“正本清源”，按照戰爭的客觀規律辦事。按照指揮的客觀規律辦事，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象組織體制特別是指揮的組織體制、黨的領導體制與軍隊指揮體制的系、軍事系統與其他系統的關系、指揮系統的運行機制等重大問題，絕不能因為目前還不宜進行調整而放棄必要的研究和探索。科學的認識、優秀的理論本來就是一種積淀，只有今天的研究和探索，才有明天的決策和施行。
當然，上述問題的研究和探索，必須以適應未來戰爭需要為基本著眼點。其次，要瞄準最新發展，從技術發展趨勢和物質運動原理上選擇突破點。決定指揮理論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先進的技術及其所產生的武器系統。一方面，要研究目前外軍先進技術及武器系統在戰爭中的運用所產生的新情況、新特點；一方面，要研究我軍正在發展的新技術及新的武器系統可能產生的新情況、新特點。它們不僅影響到作戰力量的使用、作戰方法的運用，還影響到指揮的組織體制和指揮方式的運用，以及指揮活動內容和方法。
物質的運動是有規律的，指揮亦不例外。“結構決定功能”這一原理，反映在指揮領域里，既可以依其考察己方指揮系統的建構，也可以依其探索彼壞對方指揮系統的對策。把握支配指揮發展變化一些原理性的東西，充分考慮到技術發展因素的影響，就可以做到科學預測、合理假設未來作戰指揮的要求。“指揮就是預測”。在指揮理論研究領域里多一點科學預測、多一點合理假設，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第三，從整體上系統考慮指揮理論發展的問題。歷次軍事革命都具有一體化、整體化的特點，即各個要素互相依存、互相、協調發展。軍隊指揮理論的發展與新軍事革命相適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整體協調發展，不能搞“單臂大回環”。就指揮理論整體而，基礎理論研究、應用理論研究、技術理論研究三者應當互為、互相促進、協調發展；就某一個方面而，如指揮組織體制、指揮活動、指揮法規、指揮訓練、指揮手段等方面的理論研究亦應當如此。任何孤立地、片面地研究，都將無益甚至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