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也怕，今天馬臉帶來的我們都沒見過，估計是社會上的小混混，這幫人里保不齊有幾個手黑的主兒，我們要是跑不出去的話下場肯定好不了。

馬臉向我們慢慢圍攏，亮出了他們的鐵棍。鋼鐵廠的孩子們打架就是這特點，因為鐵棍好找啊，這個大院里，誰家還沒兩根這東西。平常當工具，關鍵時刻當武器。

“鋼子，小孩兒鬧著玩，你們瞎摻和啥，都散了會去吧”就在我拿出刀子準備和馬臉開練得時候，亮子突然出現在我們身邊，旁邊還站著喘粗氣地楊燦，不知道他是看見這場面嚇得，還是翻墻累得。

亮子走到我身邊，摟著我的肩膀對馬臉旁邊的那個叫鋼子的說“葉子是我兄弟，今天看我面子，事兒就算了，他打過馬臉，馬臉也帶人堵過他，誰也不欠誰的了”

叫鋼子好像挺怕亮子，連忙笑著點頭“感情是您弟弟，我們剛才不知道，您放心，以后他就是我們兄弟。”說著走到我身邊拍著我的肩膀“葉子是吧，亮哥兄弟就是我們兄弟，以后誰在敢堵你你直接找我，不用麻煩亮哥。”說完又掏出煙給亮子點上，客氣了幾句，匆忙得帶人走了。

我有些疑惑的問亮子“亮哥，他是誰啊，好像挺怕你的？”亮子好像想起了什么，拍拍我的肩膀“走，都回去，今天都去我家，我給你們弄條魚吃。”說完轉身往前走去。

我們跟著他往回走，楊燦告訴我是他把亮子叫來的，我今天沒去找他，他就猜到我是去和馬臉打架了，不敢告訴家里人，于是找到了亮子和他一起過來幫忙。于是趕巧亮子認識馬臉的幫手，于是架就打不成了。

其實后來我才發現，當兩幫人約好地點準備好武器打架的時候，人越多反而收場越平淡，因為人多了兩幫人就有認識的，于是中國人好“攀關系”的傳統就起了作用，于是什么事情也發生不了了。

吃晚飯時崔雷對亮子十分的熱情，一口一個亮哥的招呼著，眼里全是崇拜的神色。劉冬和馬國為也是同樣的眼神，這可和他們以前見了亮子時避而遠之的情形大相徑庭。他們還想跟亮子一塊喝點，但亮子以我們還小為由拒絕了，在一旁自斟自飲。

“你們知道我是從勞改隊放出來的吧？”亮子看著我問道“你們知道我是怎么進去的嗎？”

我們大家搖搖頭，亮子是勞改犯我們知道，但因為什么進去的我們還真不清楚。認識他這么長時間了我們也沒好意思問過。

亮子沒理會我們，自己喝了口酒，好像是在回憶什么：我爸以前也是鋼廠的職工，我家以前住在3號老樓，我也是在鐵一小和鐵一中上的學，和你們一樣，那年頭學校不怎么管學生，所以每天我們一伙同學到處亂跑，啥事兒都敢干，日子過得挺好，挺快樂的。我初三那年，認識了個混混，叫二彪，那時家里都不富裕，二彪帶我偷鐵塊賣錢，買煙抽，買酒喝，那時我抽的煙比我爸的都好。后來我認識了跟二彪一起玩兒的四胖子，還有小碾子也就是鋼子他哥。我們拉幫結伙的在廠院里禍害，揩小孩錢，欺負女生，自以為是

后來我爸知道了我當時的德性，結實的揍了我一頓，但我沒改，依舊和他們四處瞎混，我初中畢業后和他們混了一年多，那時候我們偷過倉庫，敲過悶棍，還捅過人。我們學著梁山好漢的樣子，都覺得自己算號人物了。

當時我爸已經管不了我，又怕我出事，就想讓我當兵，想讓部隊好好的教育我，其實我也挺想當兵，覺得穿軍裝特爺們兒，于是就同意了。當兵前的一天，四胖子來找我，說被人打了，讓我們幫他去報仇。

打他的是甜水井的“小霸王”，我和二彪，和小碾子帶著自己做的噴子，晚上在小霸王家的胡同口把他給崩了，送醫院沒搶救歸來。“小霸王”姑父是警察，把我們全都抓了，我被定成主犯，送去勞改，二彪他們因為是從犯，而且年紀也不夠，就被送去勞教。

大圈里的人不是人過的，當時我年紀小，在里邊幾次都差點被人折磨死，后來我認識了一個叫保成的，他力氣大，人也壯實，大圈里沒人敢欺負他，我跟著沾他的光，后來也沒人欺負我了。

后來我跟保成去了新疆，我們是自愿的，那時候去新疆能減刑。我跟保成拼命的干活，想多掙分，好早點減刑出來。從我被勞改我就沒敢給我爸寫過一封信，我不知道該寫啥。我爸也從沒來看過我。他丟不起這個人。

我到新疆的第二年，我爸在廠子出了事故，沒多久就走了。我想出來在我爸靈前給他磕個頭，可是監獄不讓。后來一個人在被子里哭了好幾天。那個時候我才知道我自己錯了，錯到連給我爸守靈的機會都沒有了

亮子的故事講完，崔雷他們有些發傻，亮子伸手摸了把眼睛問我“知道我為什么告訴你們我的事兒嗎？”

“可能是咱哥倆比較親吧”我努力的放松自己的情緒回答他，其實我知道，這是一個走過一段黑路的人在善意的提醒一幫孩子，別在路口選錯了道兒。

亮子不置可否，把他的酒盅端到我面前，示意讓我喝掉。然后看著我面前的空酒杯說：“葉子，哥哥謝謝你。”

我有點明白了他的意思，作為勞改釋放人員，他在這片是沒法抬頭做人的，所以他沒有朋友。不是他不想和別人交流，而是因為別人因為他的“歷史問題”而不給他機會。他給鄰居剃頭時收錢便宜，給鄰居干活時舍得出力氣，但卻連一句謝謝也換不來。我明白了我第一次見面跟他說謝謝時他為什么會發愣了。也明白了為什么每次我來找他聊天時他問什么生意也顧不得做了。

附近的鄰居沒人看得起一個勞改犯，廠院里除了我沒一個孩子敢大聲地叫他的名字就連經常和我一起來的楊燦在和他聊天時也是小心翼翼的。因為這不是2000年以后那個存在即合理的年代，這只是老百姓從循規蹈矩開始往敢做敢為發展的8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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